在特朗普的案例中，我们承认，人们很容易将他关于“大量”矿工在后台拥抱他的故事和关于“工作盗窃”的夸张说法视为某种奇怪的胡言乱语。然而，任何与叙事支持者的接触都需要我们提炼他们语言的命题内容，并确定这些轶事在特朗普讲述的关于贸易的更大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关于“大量”矿工的比喻可以理解为特朗普观点的表达，即不能指望蓝领工人接受与他们的男子气概不符的工作（所谓的“粉领”工作）；关于工作“盗窃”的讨论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暗指工作类似于财产，暗示失业是一种需要纠正的错误。
理解叙事的逻辑是欣赏其吸引力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不了解某人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就很难与他们进行对话。换句话说，掌握叙事的逻辑打开了同理心之门——认识到是什么让一个叙事具有吸引力，而另一个叙事令人反感。例如，如果我们不将特朗普将工作视为可以“偷走”和“运走”的个人财产的习惯视为毫无意义的言论，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他对失业的看法可能会引起蓝领工人的共鸣，他们觉得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收入来源。此外，通过站在特朗普叙事支持者的角度，建制叙事的追随者可以对自己的叙事有新的认识，并可以问：我们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错过了什么？我们的叙述充斥着委婉的说法——例如，当我们将人们无力或不愿背井离乡及其家庭的情况称为“劳动力流动摩擦”时（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在这里所说的，第 16 页）——对于那些我们用这些词来描述其生活经历的人来说，他们听起来怎么样？
最后重构叙事不仅揭示了经验假设
还揭示了叙事的规范性构成要素。这些规范性要素的存在意味着，任何想要说服另一种叙事的支持者“其做法有误”的人，不仅必须提供经验证据，还必须提供规范性论据。虽然我们可能能够用纳尔逊和霍克曼建议的方法解决关于经验问题的争论（假设另一种叙事的支持者能够接受经验论据），但规范性要素需要更深入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叙事可以再次成为彼此的镜像：一种叙事的规范性主张凸显了其他叙事中隐含的规范性选择。例如，特朗普叙事对不同类型的工作进行了 墨西哥电话号码库 分类区分，并否认了消费的规范意义，这让人们注意到，建制派叙事对谁在哪里做什么持不可知论，并将从生产（通过工资）和消费（通过降低价格）中获得的收入增长视为可替代的。
对话中的一些参与者最终可能会拒绝其他叙事的规范性立场，而其他人可能会将其中一些立场纳入自己的叙事中。例如，我们可以想象，特朗普叙事与建制叙事之间的规范性互动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叙事，这种叙事既能解释工作的非货币意义，又不会像特朗普叙事的当前版本那样，偏袒主要由男性担任的传统制造业工作（参见我对特朗普叙事的性别性质的讨论：30 EJIL（2019）第 1367 页）。可以说，如果我们不参与每个叙事中嵌入的规范性判断，就没有理由期望我们能够开发出一种对不止一种叙事的追随者都有吸引力的贸易政策评估“智力基准”。
我们只需看看霍克曼和尼尔森对特朗普叙事的解读
就能明白，如果我们带着先入为主的“概念框架”(30 EJIL (2019) at 1401)来分析特朗普叙事，就很难掌握其逻辑、吸引力和规范基础。霍克曼和尼尔森并没有了解特朗普及其叙事的其他支持者实际上说了什么。结果，他们误读了特朗普的“工作即财产”言论，认为它是劳动总量谬误的表达，尽管没有证据表明 商业房地产战略预算的重要性 特朗普或他的支持者认为工作数量有限。特朗普对工作“盗窃”的担忧源于他和他的支持者只关心特定类型的工作，即制造业工作，而这类工作的数量实际上有限。此外，霍克曼和纳尔逊还嘲笑特朗普将工作比作财产的习惯可能会引起工人的共鸣，他们指两种叙事之间的规 印度手机号码 出“几乎没有人，至少在市场经济中，相信人们有权从事特定的工作”（30 EJIL（2019）1403）。他们说得对，没有人会说人们真的有权从事特定的工作；然而，“隐喻的本质就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G. Lakoff 和 M. Johnson，《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2003），第 5 页），而不相信一种事物就是另一种事物。由于霍克曼和纳尔逊否认了特朗普隐喻语言的重要性，他们没有探究这种语言是否会吸引工人，因为它比其他叙述使用的语言更能捕捉工人失业的经历。